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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与西方，早就彼此相互关联，复杂纠缠互构。2月3日，我结束了6年的“别了，温哥华”之旅和与西方学界超长的“自我隔离”，刚刚重新踏上北美大陆的土地之时，就收到了《传媒观察》编辑的邀请，希望我写篇新春寄语。虽然很想暂时忘掉在国内的工作，好好与这边的亲朋好友过个年，但编辑的盛情难却，还是勉为其难答应了。而且，也许是情境所致，我竟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那就以“东西方学术关系”为题，看看能不能写个千字文吧？

　　与在空间感上需要调适和身份感上的多重性与混杂性相比，好在，我的时间感是既明晰又确定的。屈指算来，2026年，已是我出国留学的40周年。正如常言所云，“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全球秩序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升西降”和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虽然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势力中，企图通过“脱钩断链”回归孤立主义者有之，妄想重走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老路者有之，更有两者结合的产物，但是，反者，道之动，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形成，离不开碰撞与交流，而不同政治经济制度间的碰撞与不同社会文化间的交流，必然产生新形式的融合，进而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此文发表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在我的第二故乡加拿大，不仅卡尼政府正在重新认知与定位自己在全球秩序中的位置（尤其是与美帝国的关系），就是在殖民主义者到来之前已是北美大陆“主人”的原住民知识分子中，也有从事着重新书写自己与世界互动的故事的努力——听西蒙菲莎大学我的一位前同事说，同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一位我们十分尊重的原住民学者，就在研究原住民部落的对外交流历史。实际上，我近年一直将这位学者的著作当作清华博士生全球新闻传播思想史课程的必读材料。加拿大原住民群体和他们的有机知识分子，在我的学术图谱上，是当年的“第三世界”之外的“第四世界”，是今天“全球北方”中的“全球南方”。

　　接下来的时间，我以春节走亲访友的方式，“分期分批”与自己的教授、同事以及已经毕业的博士生们相聚。我的博士导师之一、《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的合作者Bob（Robert Hackett）, 已经在退休后与他的家庭主妇夫人Ika迁居到远离温哥华的一个北方海边小镇。在那里，Bob夫妇一边过着真正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加拿大式田园生活，一边通过新闻类写作参与社区的环保议题社会抗争活动。由于时间关系，我这趟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去拜访他们夫妇了。

　　我的老师中，另一位Bob（Robert Anderson）和Pat (Patricia Howard)，还住在学校主校区所在的温哥华近郊本拿比。因此，我的走访，从他们这两位83岁老人开始。如果说，Bob Hackett的新闻学研究让我将其直接与1980年代初在国内学到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对接，那么这两位教授，则让我的国外研究生教育生涯从一开始就有了超越媒介中心主义和传播本质主义的奠基，而且，像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在我一到加拿大上学就郑重其事地送给我他那篇《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著名手稿所产生的效果一样，他们的课程，让我一到加拿大，就有了国际视野和中国社会主义立场。

　　Bob Anderson的父亲当过世界卫生组织派往南亚的政策专家，他青年时期曾跟随家庭在印度、孟加拉国居住，这也成了他那深厚的“南结”的个人生活源头。他是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师从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他说，Shils当时就已经意识到社会学研究取向的局限，担心Bob会被培养成一名统计师，所以建议他多从人类学视角去研究他感兴趣的南亚国家科技政策和第三世界发展问题。Bob告诉我，1970年代初，当斯迈思和他的同事、制度经济学家William Melody在为新建的西蒙菲莎大学传播学院“招兵买马”的时候，他们明确说需要两名人类学家。刚刚博士毕业不久的Bob，就这样成了该学院的元老之一。

　　如果说，Bob Anderson在我1986年秋季硕士入学的第一学期教的那门“科技传播与知识转让”课程让我至今还受用，那么，在西蒙菲莎读硕第一年，我念念不忘的最美好记忆则是读Leiss著作的体验：那是一个阳光灿烂初夏周末，我带着从图书馆借来的他的那本Domination of Nature 和午餐，乘公车到温哥华海边的原始森林公园——史坦利公园，坐在碧绿的草坪上，一读就是一天。累了，我就躺下仰望蓝天与白云。傍晚，我来到海边，远眺西边的落日与晚霞——太阳落下的地方，正是位于太平洋彼岸的祖国；在那边，这轮太阳将从东海中升起。与今天许多国内硕士生一入学就为发论文或找工作而焦虑不同，我当时没有任何焦虑，只有纯粹的学习和积累。当然，我当时还没有很强的后殖民批判意识，不会像今天这样，一想到“英吉利海湾”（English Bay）之名，就忍不住要对大英帝国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在温哥华留下的印记而大发感慨。

　　更有意思的是，虽然施拉姆1982年访华被当作中国传播学的奠基性事件，而斯迈思的两次中国之行也是我多年来不断重复的“另类”中西学术交流历史事件，Bob Anderson和Willian Leiss 也在1983年就到中国做学术访问，还到访过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当时，作为该校的大三学生，我不仅对此毫无所知，而且根本不可能想象自己后来会听他们的课、读他们的书。这两位的访问，在当时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没有留下多少学术记忆。然而，在西蒙菲莎大学校园，Bob Anderson通过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尤其是生态友好型社区的发展，留下了诸多永久的印记。现在，虽然他的头部患有皮肤癌，近年病灶一个接一个出来（我见他的前一天，他刚在下巴附近做了个小手术），但是，他一直以积极幽默的态度与疾病斗争，而且在83岁高龄，依然通过滑雪、骑自行车锻炼身体。

　　与Bob Anderson的见面，是在他家附近的一家中餐馆。我们一边享用着广式点心，一边叙旧。我和他都相信，当年，斯迈思在既有条件下，建起了北美批判学术框架下研究领域最多元、最前沿的传播研究学院：从人际传播与网络分析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内容分析与政策批判到理论探索与行动研究，从声音传播与出版产业到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无所不包。最重要的是，虽然当年的第一代教授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但学者们的学术背景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人文与社会学科，整个学院的研究方向，真正做到了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Pat是我读博时的联合导师。她与她丈夫Roger Howard是1960年代深受思想影响的美国激进青年，他们通过到加拿大躲避美国兵役进行反越战抗争；记得他们曾经说过，William Leiss 也是经过他们的联系，同样作为美国越战期间的兵役躲避者到了加拿大，成为加拿大一大批来自美国的激进知识分子之一。中加建交后，Pat和Roger在1972年成了加拿大政府派到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中的“夫妻档”，他们在北大哲学系学习过，在中国的工厂里劳动过，而Pat的父亲，曾作为外国专家做过中国日报的英文编辑。

　　Pat退休后，成了一个社区合唱团中的班卓琴演奏者，音乐和歌声是她进行各种以公平正义为主旨的社会活动的媒介。虽然Roger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但她的家里，一切依旧。厨房与餐桌间的隔柜台上，放着新近几期的美国社会主义刊物《每月评论》，还有一本名从图书馆借来的有关“种族法西斯主义”的书。见我在翻看这本书，她赶忙说，写得太晦涩了，除了第二章，不值得一读。我在用手机拍着第二章的内容，她则边做饭边抱怨说，为什么要写得那么深奥，甚至不知所云？她还说，如果连她读起来都觉得费劲，这样的学术，能有几个读者？

　　Pat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她的博士论文，围绕中国农村在1980年代的家庭承包制改革展开，还讨论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未来发展可能；在1990年代，她就与Bob Anderson等人一起与中国学者合作，通过从加拿大政府申请到的发展项目，以学者的参与式行动研究，试图在云南丽江恢复抗战期间路易·艾黎等人开创的工合事业，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走上合作发展的道路。也正是在他们的开创性实践型研究中，我部分得到了后来在家乡浙江缙云成立河阳乡村研究院的学术灵感。Pat在1990年初的全球发展课程中，就已经引入了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思想；同样前沿的是她课程中的“知识体系”概念、对西方科学体系的批判、以及“不同知识体系间的碰撞”的主题。

　　Pat和Roger没有孩子。她像母亲一样，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学生，尤其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她对教学是如此投入，以至于直到退休，她依然没有出版足够的文章而晋升为正教授。她说，让她最有成就感的，是她的学生们。当然，她在整个午餐中最为津津乐道的，是最近在美国与她自己的几位亲姐妹一起，高举着激进标语参加集会，抗议美国的反移民政策。在她看来，美国普通老百姓在这些抗议中所表现出来的反种族主义意识的觉醒，是十分令人兴奋与鼓舞的。我们都相信，在美国，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有复杂的交叉关系，阶级解放与族群平等的最终实现不可分割。

　　在一对一拜访了两位老教授后，我的学术“走亲”活动进入了更加热烈与快节奏的“群聚”阶段。在温哥华百老汇大街上一位前同事的夫人开的一家阿拉伯餐厅里，我听着两位男女同事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我离开后，加拿大整个国家、学校和学院发生的各种事情。男同事那一对分别为5岁和10岁的孩子，在餐厅的半边与同伴们兴奋地跑来跑去玩乐着。这家餐厅，源于这位前同事的夫人多年前把来自叙利亚的妇女难民组织起来，通过做家常饭外卖，进行生产自救的努力。它是“全球北方”中因战乱等各种原因来自“全球南方”的劳动妇女勤劳、智慧与韧性的见证。自然，有这样一位创业型的夫人，我的这位前同事就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尤其是两个孩子的养育责任，而这，加上他作为一位非常活跃和有影响的阿拉伯社区活动家的时间和精力付出，也必然影响他的学术出版。这是与学术上多产的Bob Hackett有Ika这位全职家庭主妇的“家庭再生产”方式非常不同的。

　　实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更确切说，以我2000年从美国回到西蒙菲莎任教为起点，学院教授的代际更替进入了加速期，与之而来的是教授队伍在族群和专业构成上的显著变化——从当年的来自人文社科各领域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教授到今天的几乎一半是少数族裔的彩虹般教师构成：除了韩裔、华裔、日裔等有亚洲背景的学者，还有非洲裔学者，出生于中东和北非世界的埃及、伊拉克、伊朗等国的学者，出生于乌克兰、保加利亚的东欧裔学者，以及让学院非常骄傲的全加拿大传播研究领域第二位原住民学者。当然，正如一位前同事所说的那样，这样的教师团队构成，也存在学院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政策研究强项被弱化、身份认同领域的研究者过多以及研究方向碎片化等问题。

　　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是学校的政治撕裂。由于前任政府对外国留学生签证的限制，导致学校外国学生人数锐减和财政紧张，而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以及校方希望向犹太富商阶层进行募捐的考量，造成了校园内上下层间的政治撕裂。我不禁在想，如果连西蒙菲莎这所为战后的婴儿潮而建的、宣称服务于工人阶级的新型“激进”加拿大公立大学，都会因为这样的问题而产生政治撕裂，那么，在整个北美的高等教育系统，这真是个系统性的问题了。

　　在经济衰退和公共财政紧缩的条件下，外国留学生的学费和富人阶层的捐赠，的确成了北美大学不得不越来越依靠的经费来源，而这种财政结构对学术议程和学术生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曾经，西蒙菲莎大学传播学院以相对低的学费和基于给本科生当助教的劳务资助，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曾经，这些毕业生遍布五大洲许多国家的学术、媒体、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在批判传播学术和传播公共政策制定等领域中发挥着作用。在与Bob Anderson和Pat的叙旧中，我们还提到了好几位颇有成就和影响力院友。

　　学生减少了，教席自然也要减少。两位同事告诉了我一次新近的招人故事：为了给一位已经在学院任教多年而且证明非常优秀的客座教授一个申请固定职位的机会，学院基本按这位学者的学术背景量身定制了一则公开招聘广告，结果，这则广告一下子吸引到了140多份申请，大部分来自美国，而且学术背景非常相似，都是环境正义、性别研究、身份政治与族群平等、国际发展等当下由于特朗普的政策而遭到削减甚至打压的研究方向。更令人唏嘘的是，正当学院招聘委员会准备确定面试人选的时候，校方一个因经费短缺而冻结招聘的通知，就让这场招聘“流产”了。随之破灭的，当然是一百多个逃离美国学术界的梦想。曾经，反越战让加拿大吸收了一大批像Pat和Leiss这样的激进美国青年知识分子；今天，虽然又一批美国青年知识分子有类似的逃离美国希望，但是，由于加拿大大学本身吸纳能力的局限，这样的机会也不多了。

　　三位中毕业时间最长、最“稳定“的一位，来自南亚，目前在美国一所知名大学的传播学院教课。他驱车好几个小时，从美国来与我相聚。他是真正有“自强不息”精神的那种人，学习和工作非常努力，研究能力也很强，发了很多文章。即使这样，他也只能拥有一份合同制的教学系列职位，而且其合同从六前被招聘时的三年一延改为了一年一延。他说，他在学院教着其他教授不愿意教的本科大课和以赚钱为目标的硕士生课程，过去六年内平均一年教的学生累积有一千多人次，成了学院名副其实的教课“现金奶牛”。当在他知道在本校没有晋升和得到固定职位的机会后，就一直满世界找工作想跳槽，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没有成功。

　　我们聚会时的言论，也许缺少课堂上的小心谨慎和C刊文章上的四平八稳，但是我们跟着感觉走，海阔天空、痛快淋漓地分享着自己最想分享的话题：某某学校的某某学者，凭什么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用文化帝国主义的框架，同时批判美国和中国？某某学校的某某学者，为什么会写出那么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是否有整个学术氛围的压力，或者其所在学院的期待的因素？某某学校的某某学者，为什么会对另一位同裔学者如此打压？这是否说明，一旦你超越了可以被容忍的批判尺度，你的打压者就不分族群与性别？还有，某某学者只批判他所关注的流行文化领域的资本与平台算法逻辑，根本没有地缘政治经济视角，这算彻底的批判吗？当然，也正是这一点，使我在自己的脑子里飞快出现了几个月前在国内几乎是一天一口气读完的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的Who Paid the Pipers of Western Marxism? 一书的核心观点：对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来说，从全球知识体系角度，批判的、理论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不是问题，而且还可以被看作是革命的、实践的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烟幕弹。不过，由于我们四人之间的话题转换得太快，我根本没有时间掉书袋。

　　他给了我们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有一次，他所在的学院在面试一位国际传播领域的学者。当时，有位从美国南部一所名校毕业的中国学者在学术演讲中说了一番他觉得对中国很不公正和理论上也不自洽的话，他忍不住当场发问，挑战这位应聘者的学术立场。没想到，事后，他被学院的一位权威“提醒”了一番。“提醒”的要点是，作为一名教课系列的教师，在这种场合，他不应该这么积极提问题。他还说，他出版的那些国际传播研究文章，在他原本以为有机会获得终身教学系列晋级评审中不算数。“那为什么他们还让你在课上讲那么批判的内容呢？”我问。他说，从整个学院的角度，他的那几门批判性课程不影响学院主导学术方向。更何况，从更公正与全面的角度讲讲诸如中国的“一带一路”这样的议题，也能回应一些“激进”学生、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学生的期待…….

　　回到我表达的写作初衷，以上这些七零八碎的东西方学术故事，如果对如何面对西方学术界这个大问题有一点点启示的话，那就是，在现在常说的“平视”与“祛魅”过程中，需要把西方学术界作为一个有机的、充满矛盾与斗争的知识生产和人才培育领域，一个作为快速转型的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体系一部分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而不是一个产生（西方）以“上帝之眼”看世界、向非西方世界输出“学术诸神”和“普遍理论”的精神奥林匹亚。能不能进入这个现实世界，是教学系列还是研究系列，有终身教授职位还是没有终身职位，能提升还是不能提升到正教授，有名与无名，被承认和不被承认，学者自身的家庭与身份背景，自己有什么样的家庭再生产结构，参与或不参与具体的、在身边的社会抗争运动，学者的学术生涯和学术关怀是否和如何超越西方本身，更不必说学校的生源与资助来源，学界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无不影响着学术的生产与流通。

　　当然，正如当年身处“学术西方”的施拉姆、斯迈思、Bob Anderson和William Leiss们到中国的学术造访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一样，在太平洋的西面，或者在更为广阔的全球东方与全球南方，什么样的国外学者的学术能被引介，译介者写什么样的序言来推介，被翻译出版的著作能在引入之后不被“失踪”，也是有复杂的理论旅行与知识流通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过程在什么程度上能被讨论与反思，由谁来讨论与反思，也是大有学问，甚至非常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