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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镜头从2015年拉回到1987年11月2日，这个日期对两岸都有标记性意义。那一天，台湾当局终于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首批台湾同胞经香港入境，横亘海峡足足38年的隔绝就此被打破。若仅看事件表面，很容易忽略此前十年的铺垫：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相继制定并下发落实台胞台属政策的文件，为在特殊年代因“台湾关系”受冲击的在大陆台胞及军政人员在大陆的亲属，清理阻碍其入团、入党、入伍、入学、就业的不合时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随后发布“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解放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这一纸承诺解除顾虑，才让往来成为现实选项。

　　长期对立并不止于军事对峙，更源于长年累积的认知鸿沟。因两岸走上不同的社会道路，宣传与治理逻辑截然不同，台湾社会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乃至风俗习惯上，与大陆渐行渐远。多年宣传叠加对大陆个别政策失误的放大，使偏见固化为日常。可即便如此，血缘、乡谈和祭祀的牵挂始终没断。正是对亲情的朴素追求，推动了“民意先行”的破冰路线年之后，大陆抓住窗口，推动两岸关系在制度层面的搭桥。1992年，经由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的“事务性商谈”，双方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共识，后世称为“九二共识”。这句关键表述，为各类涉入“一个中国”原则的往来设定了基础。1995年，《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事项协议签署，制度化联系与协商机制由此成型。1994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把保护台商投资纳入法治轨道，给先行登陆的企业家“吃了颗定心丸”。

　　这一过程，证件形态是微观层面的折射。1987年前后，台胞必须持《台湾同胞旅行证明》，经香港转道内地。那时的台胞证多为一次性、办理耗时，临时情况往往难以及时应对。2008年12月“三通”前3个月，台胞证迎来“升级”——“一人一号、终身不变”，给长居大陆的台商与从业者带来稳定预期。2011年，台胞办理1至5年居留签注收费统一为100元人民币，尽管较此前显著下降，但仍需缴费。2015年，大陆推出更大幅度的便利措施：台胞来往大陆免于签注，相关费用也不再成为负担。更关键的，是卡式台胞证和居住证的全面推行，以及在满足“进入大陆定居”“办理大陆常住户口”两项条件后，台胞可申请大陆居民身份证——这是社会面“同等便利”的关键跃迁。

　　对许多人来说，几张卡片的边界容易混淆。台胞证，最初起到的是旅行与入境功能，类似通行凭证；随着功能不断扩展，它逐渐兼具交通、酒店登记、公共服务等用途。居住证则按照大陆居民身份证的技术标准制作，拥有18位编码，能接入银行、教育、社保等社会系统，是城市日常的“钥匙串”。至于居民身份证，只有在“进入大陆定居”“办理大陆常住户口”两项前置条件均满足时，台胞才可以依法申请。这一分层设计，既回应台胞在大陆的生活便利，也在制度上厘清权利与义务的边界。

　　而方面的遣词更为尖锐。当时的主席、也是“总统”参选人的蔡英文称，此举“矮化”台湾，并强调大陆证件电子化具有资讯收集意图，可能对台湾的信息安全构成冲击。这一立场把技术与政治绑定在一起，强化风险叙事。与之相对，台湾《》的评论指出，北京在构建一种“以我为主”的政策态度，在战略性议题上争取主体性与主导性。换句话说，“便利化”不仅是服务，也是宣示——通过社会面的同等待遇，把“一个中国”的原则落成可触摸的生活体验。

　　从另一个角度证件便利化是法治与协商两条轨道上的交叠产物。1994年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把台商权利从“口头保障”转为“法律条款”，使得工厂、园区、资本流入能够按规则预期运转。1992年的“九二共识”和1995年的“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事项协议，则为“海协会—海基会”的沟通定下了操作方式：事务性商谈，先求可行，再求可观。两者结合，恰好对应了两岸关系中的“硬制度”与“软协商”，一手落在法院、检察院与行政规章，一手落在谈判桌与联络平台。

　　如果把台胞在大陆生活的成本拆解，会发现几个显著节点。1987年之后，赴大陆须持《台湾同胞旅行证明》，且多经香港中转，时间、金钱与心理成本都不低；2008年“三通”前3个月，台胞证“终身不变”的编号规则实施，身份识别从此稳定；2011年，居留签注费用统一至100元人民币，虽然较此前全面下调，但仍是固定支出；2015年，免签注政策让长期往来的人真正感到“门槛抹平”。这些微调叠加，才构成日常里的“大变化”。正如许多台商所说，便利不是抽象名词，而是“办事窗口不再排长队、账号可以一次性开通、孩子报名不再卡在证件那一栏”。

　　今天，当台胞走进大陆的政务大厅，拿到带有18位编码的居住证，或在满足“进入大陆定居”“办理大陆常住户口”的条件后申请居民身份证，他们所触摸到的，不只是塑料卡片的温度，也是两岸关系从“象征性善意”转为“制度性安排”的质变。以此为支点，再去理解1992年的共识、1995年的会谈、1994年的法律、2001年的“小三通”、2008年的“三通”，以及2011年、2015年的若干细节，就会发现这些散落的节点早已串成了一条清晰的线：以务实为轴，以民意为叶，借制度成树。